三国曹操设置“校事 残忍手段堪比明朝特务机构

曹操，这位三国时魏国的奠基人，他的政治手段中，有一项鲜为人知的秘密武器——“校事”。这些校事如同明朝的东厂和西厂，是一支特务机构。曹操性格多疑，对任何人都不放心，因此设立了这一机构，用以刺探群臣和百姓的动态，确保他们对曹操的忠诚度。这种设置，无疑与曹操诡诈、残忍以及善于运用权谋的性格特点紧密相连。

深入研究《三国志》，我们会发现，曹操在担任司空一职的建安元年，已经开始布局这一特务制度。到了建安三年，他回到许昌，并初置军师祭酒，这是曹操设置官位的开端。紧接着，一种特殊的官员“校事”应运而生，其中卢洪和赵达是首任校事的领头人。他们如何滥用权力，残害无辜的历史记载不多，但从当时军中流传的谚语“不畏曹公，但畏卢洪，卢洪尚可，赵达杀我”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权威和可怕程度。这与大明王朝官员和百姓对魏忠贤、刘瑾等人的恐惧心理如出一辙，足以证明曹操的特务手段之狠辣。

曹操时期的大法官高柔曾对“校事”破坏朝政和体制的问题提出批评，建议对之进行制约。曹操却坦然表示，这些校事在刺探消息上的能力，即使是贤人君子也难以匹敌。这显示出曹操默许校事的存在，但他并不将校事看作与贤人君子同等的人物。这一点与大明王朝的统治者宠信特务的态度有着显著的区别。否则，像高柔那样的正直法官也可能会遭到特务的暗算。

历史记载，吏民被校事刺探及秘密抓捕的案件高达万计。高柔等人始终要求核对案件虚实，以恢复民公正。从这些记录来看，曹魏特务制造的冤假错案并不比明朝东厂、西厂和锦衣卫的案件少。在特务设置上，曹操的后代与朱元璋的子孙有着相同的趋势，越到后面越猖狂。到曹魏第四代曹芳继位时，校事的权力甚至不亚于明朝的东厂和西厂。他们上察宫庙，下摄众司，法律在他们笔下随意制定，监狱之门下随意决断。直到司马氏专权后，考虑到校事都是曹魏旧人，才最终下令撤销这一机构。

曹操的特务制度是他的政治手段之一，其设置与多疑、诡诈、残忍的性格特点紧密相连。这一制度在曹魏后代中继续存在并发展，直到司马氏专权后才被撤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