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中国是怎么失去外蒙古的？
回溯历史长河，外蒙古曾经是中国辽阔版图的一部分。因中国在治理外蒙古政策上的失误，这片广袤土地逐渐与中国母体疏离，最终转向沙俄与苏联的怀抱。对于世界第二大内陆国家蒙古，这片广达156万平方公里的地域，曾经是历史的见证者，见证了清朝时期纳入中原王朝统治的辉煌时刻。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外蒙古在历经半个世纪的独立运动后，最终从中国的版图中分离出去，成为苏联的卫星国。
在这段历史的演进中，沙俄及后来的苏联无疑是重要的推动者。除了外部势力的影响外，清朝以及后来的北洋的治理失误也起到了关键作用。清朝时期，满清统治者与蒙古有着深厚的渊源，并成功将漠南蒙古纳入统治之下。随着沙俄势力的渗透和外部压力的增加，漠北蒙古逐渐游离于清朝和沙俄之外。但在关键时刻，活佛哲布尊丹巴的决断使得外蒙古最终归附中国。好景不长，清朝在稳固统治后采取了封禁蒙古的政策。清廷的初衷或许是出于防止汉人与蒙人联手对其统治构成威胁的考虑。清廷禁止汉人进入蒙古地区并实施了严格的隔离政策。这一政策严重影响了外蒙古地区的发展，导致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由于经济单一脆弱和高度互补性的内地经济依赖，汉人仍然不断进入内蒙古地区。蒙古族男性在生活困苦中纷纷投身喇嘛教寻找精神的慰藉和生存的空间。这样的背景之下也为外蒙古的独立埋下了伏笔。在外蒙古的独立运动中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变迁以及政治权力的博弈也感受到了当地人民对于生活的无奈与抗争未来这段历史或许仍然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反思。卢明辉在《蒙古史》中揭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在清代后期，外蒙的喇嘛数量竟然占据了男性总数的44%，甚至在某些时期，这一数字几乎达到了蒙古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一宗教现象无疑对蒙古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随着外蒙归附中国，清朝面临着来自北方强邻沙皇俄国的威胁。这是一个闭关锁国的时代，国人尚未充分接触外部世界，清朝统治者更重视政治稳定而非经济发展。在这种背景下，蒙古地区逐渐被边缘化，与内地的联系变得松散，蒙古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也日渐减弱。清史学者赵阳在《清代蒙古封禁政策研究》中指出，清廷对蒙古的封禁政策虽然可能在短期内带来所谓的“利在当代”，但长期来看，却造成了蒙古地区的积贫积弱，并削弱了其对国家的向心力。
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使得外蒙成为沙俄侵略的焦点。自Peter I以来，沙俄一直以侵略主义闻名于世，对外蒙古有着强烈的野心。西伯利亚地区靠近外蒙古的狭长地带，是沙俄已经开发的富庶之地和工商业中心。从库伦到贝加尔湖的地形向北倾斜，使得外蒙古处于居高临下的战略位置，这也成为沙俄不断试图分裂外蒙古的重要原因。
随着日俄战争的结束，沙俄在寻找补偿其战败损失的方法时，对蒙古的经营更为积极。为了避免其他帝国的干预，沙俄在蒙古的军事行动始终保持谨慎。尽管如此，他们仍然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外蒙古，如设立学校、经商中心，赠送大量礼品以笼络王公和活佛等。
台湾著名蒙古近代史专家李毓澍认为，沙俄的挑唆并非外蒙古独立的直接原因。事实上，清廷与蒙古之间的蜜月期结束，更多的是因为清朝的不当政策导致了离心离德。清廷在封禁蒙古的过程中造成了边疆空虚、有边无防的尴尬局面。面对内部和外部的威胁，清廷开始意识到需要废除封禁制度，使蒙古与内地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消除俄国侵略势力的威胁。然而在对抗俄国时，清廷并未充分考虑借助外蒙人的意愿。自外蒙归附之初，清朝统治者就将其视为不稳定的因素。他们逐渐收回赋予外蒙王公的特权，停止大多数王公、台吉的俸禄，也不提高他们的爵位。这种做法令外蒙人感到被异族统治。沙俄则通过尊重喇嘛教以及和外蒙官民的交往显示出保护的姿态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支持。最终在外蒙王公贵族心生不满之时沙俄的态度让他们发生了转变。日本东亚史学家矢野仁一讲述了一个事件展示了外蒙王公是如何转向支持沙俄的。在这一事件中沙俄不仅展示了其强大的实力还展示了其对蒙人的尊重与关心这与无法保障蒙人利益的清廷形成了鲜明对比促使他们选择转向沙俄一方支持外蒙的独立主张并最终导致了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发生。由此可见对于当时的外蒙人民来说清廷的政策未能有效地维护其利益而沙俄则展现出了更加积极的态度这也为他们日后的发展带来了不同的影响和挑战。
总的来说卢明辉所著《蒙古史》为我们揭示了清代后期外蒙地区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演变过程以及其与周边国家特别是沙俄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于我们深入了解蒙古历史以及中国边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研究价值。同时该书也提醒我们在面对历史问题时需要全面深入地了解和分析各种因素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决策。清朝时期，对于外蒙局势的关切和应对似乎总是慢人一步。直到光绪三十二年（约公元1905年末），清廷才在善耆的巡视下，对内蒙古东部推行新政。善耆以三个月的时间全面分析了蒙古的优劣形势，提出了多项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和社稷稳定的建设性意见。他的理念中，不仅涵盖开垦土地、采矿、专养马匹等经济层面的措施，还包括修筑铁路、兴办教育等社会民生方面的倡议。善耆深知新政的实施需要大量的资金，因此他主张一边筹集资金，一边逐步推进各项改革措施。然而善耆的担忧很快成为现实。清朝统治者在推进新政时忽视了民众的接受程度和对局势的全面把控。特别是清廷在宣统三年（约公元1911年）设立的一系列机关，如兵备处、巡防营等，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加重了外蒙民众的财政负担。这些机关的费用直接来源于外蒙民间，违背了中央不在外蒙征税的惯例。陈祟祖的《外蒙近世史》记载，“蒙官取之蒙民，蒙民不堪其扰”，甚至导致许多民众逃离家园。这一系列的举措，无疑加剧了清朝与外蒙民众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与此清廷对黄教领袖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自战争以来，清廷逐渐改变了对黄教的优待政策，这使得外蒙民众感到不安和恐慌。特别是当清廷革去黄教领袖第十三世尊号的消息传到库伦后，这种恐慌情绪达到了顶峰。而在关键时刻，清廷官员的行为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恐慌情绪。三多在处理喇嘛与汉商冲突时，亲自闯入哲布尊丹巴的寺院逮捕人犯，这无疑是对蒙古宗教信仰的严重冲击。尽管事后三多革去了部分僧官的职务以示对哲布尊丹巴的惩处，但这一事件已经让蒙古王公开始怀疑清廷的诚意和对他们的尊重。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信仰不再受到尊重和保护，这也让他们开始寻求新的出路和可能的盟友。而此时的沙俄驻库伦代理领事拉弗多夫斯基已经察觉到蒙古王公的惊慌不安，并预见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及其可能的发展动向。沙俄也开始在幕后蠢蠢欲动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局势变化在这一背景下外蒙古王公开始秘密商讨独立事宜并寻求沙俄的支持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古王公代表团向沙俄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和诉求他们声称无法忍受满清办事大臣和官员的贪欲以及他们对蒙古权利的掠夺并请求沙俄给予援助和支持沙俄虽然担心外蒙新政尤其是设省会直接危害其利益但在面对外蒙代表团的求援时态度却显得较为暧昧一方面他们希望支持外蒙捍卫独立和宗教信仰的行动另一方面又不愿意主动承担武力支持的责任而是通过外交途径支持外蒙捍卫独立的愿望同时沙俄也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保全自己在蒙古的利益并试图在解决其他政治问题时以此作为或勒索的武器最终事情的发展正如沙俄所愿清廷废止了新政并缩减了在库伦的驻军数量这一事件也为后续的历史发展埋下了伏笔揭示了清朝统治下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以及外部势力的渗透和影响。在这个充满变革与动荡的时代背景下未来的路将何去何从对于清廷和外蒙民众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考验。", “清朝时期的外蒙局势经历了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从善耆推行的新政到清廷对外蒙宗教信仰态度的转变，再到蒙古王公寻求独立和庇护的努力，这一系列事件揭示了清朝统治下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与此外部势力的渗透和影响也加剧了这一地区的动荡和变革。善耆的新政虽然旨在推动蒙古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到民众的广泛理解和接受，反而引发了一系列问题。特别是清廷在处理黄教领袖问题时表现出的态度变化和外蒙新政中的一些问题更是触动了民众敏感的宗教情感和财政负担。在这个关键时刻，蒙古王公开始寻求独立和庇护的出路。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信仰不再受到尊重和保护，因此开始寻求新的盟友和支持者。与此沙俄也注意到了这一局势的变化并试图在其中发挥自身的作用。沙俄驻库伦代理领事拉弗多夫斯基敏锐地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及其可能的发展动向。他们开始暗中支持外蒙王公的独立行动并试图通过外交途径支持他们的诉求。然而事情的发展正如沙俄所愿清廷最终废止了新政并缩减了在库伦的驻军数量这为后续的历史发展埋下了伏笔。这个时代的变革与动荡不仅揭示了清朝统治下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也反映了外部势力的渗透和影响。未来的路将何去何从对于清廷和外蒙民众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考验。他们需要寻找一种平衡和解决方案来应对这一复杂而深刻的变革和动荡的时代背景。”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未来的路究竟何去何从？这是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也是对历史发展的深刻反思和展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历史的变革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了挑战和考验需要我们不断寻找解决之道探索前行之路同时也需要我们保持在清朝晚期，清廷赋予三多一定的自主权力，令其体察实际情形，并允许他在遇到阻碍时从缓办理。一改之前的一意孤行，三多开始与哲布尊丹巴交涉，使得紧张的形势略见缓和。清王朝的统治已经走到了尽头。
在宣统三年（1911），革命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掀起了反对满清的革命。这一口号让蒙古王公感到心悸，他们担心辛亥革命胜利后会剥夺他们的特权。革命党破坏旧传统和佛教的谣言传得沸沸扬扬。在外蒙古得到沙俄的保证后，王公们决定奉哲布尊丹巴为可汗，正式宣告独立。
1911年11月30日，哲布尊丹巴发表声明，宣布于12月1日独立，建立大蒙古国。他向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发出正式文书，要求其限期离境。文告的主旨除了说明独立的原委外，还特别提到内地各省相继独立、脱离满洲的现实，以及蒙古为保护土地和宗教而宣布独立的必要性。到了12月28日，哲布尊丹巴正式登极，成为大蒙古国的皇帝，年号共戴。从此，外蒙古地方上层将最初的政治疏离感转化为实际的“国家构建”行为。
为了获取特殊权利，沙俄除了没有正式承认外，还给予这个新政权一切必要的鼓励和援助，包括财政和军事上的支持。沙俄甚至帮助蒙人编练军队和购买军械，驻扎库伦的俄国军队还协助蒙古王公逼走了三多。
中华民国成立后，为了保持国家的统一与完整，放弃了“驱除鞑虏”的口号，代之以“五族共和”。袁世凯执政后，为了进一步安抚蒙古王公和喇嘛，颁布了三道法令。尽管民国身段柔软，短时间内仍无法挽回库伦的心。库伦与沙俄分别占领了科布多城与唐努乌梁海。
1915年，中俄蒙三国代表在俄国恰克图签订《中俄蒙协约》。外蒙的独立并没有持续很久。沙俄只想夺取最大的好处，迫使蒙古对俄提出若干权利以报偿之。尤其是允许俄人在蒙殖民、购地以及自由经商、免纳关税等权利。在俄国的威胁下，俄蒙于1912年签订《俄蒙协约》。虽然外蒙在该条约里宣称是独立国家，但俄国只承认外蒙的自治权。通过该协约，中国获得了宗主的虚名，而沙俄保留了策动外蒙独立时获得的一切特权。
库伦对沙俄的背信弃义感到极度不满，亲俄的氛围逐渐消失。由于该条约允许中国向外蒙派驻官员，中国势力得以重新进入外蒙地区。随着俄国势力的退出以及日本势力的介入，外蒙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和动荡。困顿的经济和对苏俄的恐惧使库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谢苗诺夫的军事威胁也让库伦倍感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外蒙对中国的依存之感逐渐增强，希望与中国亲和，以达到汉蒙渐成一家的目的。最终，中国驻军进入库伦，为外蒙带来了一定的稳定与希望。
外蒙古在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和国内动荡的情况下，经历了从独立到与中国的复杂关系的过程。这一过程充满了政治、经济和军事的较量，也反映了当时各方的利益诉求和战略考量。在这之后，民国借助陈毅的力量，寻求解决外蒙问题的机会。当时，蒙古王公也有取消自治官府、恢复前清旧制、完全统一中央的需求。自归附清朝以来，蒙古一直实行二元体制，活佛哲布尊丹巴和喇嘛教上层与各盟王公共同统治。尽管宗教势力不干涉政治，但独立后的库伦尊哲布尊丹巴为君王，带有神权性质，喇嘛教上层开始凌驾于王公之上。随着财富逐渐集中在僧侣集团手中，两派矛盾不断激化。陈毅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时机，开始与王公集团频繁沟通。他承诺中央不会干涉外蒙古自治权力，只是明确各自的权限范围，以避免过去弊端再次发生。王公集团欣然接受这一提议，按照陈毅的要求拟定了请求中央撤治的请愿书，以确保并非受到胁迫。
在各方交流过程中，外蒙活佛册封专使徐树铮的参与引起了广泛关注。他于1920年1月1日为哲布尊丹巴八世举行册封典礼。北京方面虽然对事态发展感到欣喜，但也担心引发外交问题。他们提出需要由驻库大员向车林传达请求，先由蒙古王公全体名义呈请恢复原制，然后再根据此请求与各方协商条件。僧侣集团担心撤治会削弱他们的优势，因此百般推诿此事。经过陈毅的斡旋，三方共同起草了《外蒙取消自治后中央待遇外蒙及善后条例》，旨在确保中央在外蒙的主权以及王公与黄教各自的权益。由于三方在细节上的争执不休，事情进展缓慢。
遗憾的是，段祺瑞的谋士徐树铮插手撤治问题，最终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局面。尽管徐树铮的职责是负责驻军而非处理撤治问题，但他的介入使得局势变得复杂。他提出了自己的八项对蒙新条款，强化了直接管理外蒙的倾向。蒙古王公与喇嘛对此感到震惊并联合抵制。徐树铮通过武力威胁迫使库伦同意撤治，并在北京的支持下设立西北筹边使公署并派兵驻防外蒙古。尽管舆论对此持赞颂态度，《大公报》称之为历史盛事，但此举实则以武力胁迫外蒙撤治，使外蒙撤治的意义失去原有的价值。
在徐树铮解决撤治问题后，苏联开始趁火打劫。尽管徐树铮认识到只有通过实际措施才能真正实现统一并长久维持统治地位否则此地恐非中国所有但在他离开外蒙后军阀间的混战使得僧侣集团与蒙古王公重新团结起来库伦对中国的厌恶超过了对苏俄与白军的恐惧开始向两方势力求援最终苏联军队进入蒙古支持哲布尊丹巴重建大蒙古国这一行动使得原本可能成为民国收复外蒙的机会白白丧失而这也反映出当时中国政治内斗的激烈与军阀的不作为导致国家利益的损失令人痛心疾首尽管如此苏联的行动迅速表明他们早已做好了抢占先机的准备使得原本复杂的外蒙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严峻需要更进一步的思考和决策来应对这一挑战。针对上述问题写一篇文章主要讨论和分析其原因和影响并对未来的处理方向提出建议。这是关键且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同时我们也需要明白在任何情况下维护国家利益始终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和目标。\在这之后发生的事情确实令人遗憾。虽然陈毅已经抓住了机会与外蒙古王公集团开始沟通协商解决问题，但局势的发展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和控制范围。段祺瑞的谋士徐树铮的介入导致事态急剧恶化，以武力胁迫外蒙古撤治的做法虽然短期内取得了所谓的胜利果实——令国人赞颂一时的“历史盛事”，却忽略了外蒙人民的内心想法和情感联系——孙文的称赞显得尤为讽刺空洞的背后透露出的是对整个事件正当性的怀疑以及对人心的损失乃至此后民心尽失的局面。这不仅仅是军事行动上的失误更是政治决策上的失误是对国家形象和利益的双重损害。苏联趁火打劫支持哲布尊丹巴重建大蒙古国使得局势更加复杂加剧了边疆地区的不稳定性也给国家带来了更大的挑战。究其原因一方面民国内部存在激烈的权力斗争导致决策效率低下难以形成有效的对外策略另一方面军阀的存在也削弱了中央的权威性和执行力致使国家难以形成统一的力量应对外部挑战此外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也使得国家在应对边疆问题时面临多重压力和挑战。对于未来如何处理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明确的是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首要任务在此基础上加强中央的权威性和执行力提高决策效率形成有效的对外策略同时也要加强与边疆地区的联系和沟通了解当地人民的需求和想法寻求和平解决的方式避免使用武力或采取过于强硬的态度引发不必要的冲突此外还要加强国防建设提高国家的军事实力以应对外部势力的干扰和挑战。总之处理这一问题需要综合考量各方面的因素加强内外沟通与交流寻求和平解决的方式同时也要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应对外部挑战的能力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在此事件中我们也应该吸取教训认识到在任何按照蒙古总理乔巴山在《蒙古革命史》中的记载，那个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尽管处在内战、破坏和饥馑的困境之中，却依然向受难的蒙古人民伸出了援助之手，这份兄弟般的情谊令人动容。
在民国的反对声中，苏联以追剿白军为名，于1921年出兵外蒙。随着军事胜利的取得，苏联帮助建立了蒙古人民革命，实行君主立宪制，并尊哲布尊丹巴为大汗。此后，外蒙古在苏联的影响下逐步走向独立。从苏蒙双方签订《俄蒙修好条约》开始，外蒙古的国策就明确与苏联紧密绑定。
在乔巴山的领导下，苏联逐渐控制了外蒙古的一切。1937年，外蒙古在苏联专家的指导和监督下，开展肃反运动，各阶层人士均受影响。反对独立的人士几乎被清洗殆尽，外蒙古开始全面苏联化，成为苏联的卫星国。
当时的中国，正忙于应对大半领土的危机，无力与苏联周旋，致使外蒙古成为被遗忘的土地。二战期间，苏联和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将满洲国和蒙古国作为相互承认的交换条件。这一事件给正在艰难抗战的中国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随着抗战的结束，斯大林坚持将维持外蒙古现状作为对日作战的条件。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出于战略考虑，同意了斯大林的要求。苏美英三国秘密签订《雅尔塔协定》，中国主权遭到了牺牲。此后不久，中国被单方面通知了这一协议的内容。尽管中国进行了最大程度的外交斡旋与抵制，但在与苏联的谈判中，斯大林态度强硬地坚持中国必须承认外蒙独立。面对这一现实，蒋介石明白事情重大，派其子蒋经国与斯大林磋商无果后，最终决定妥协。经过一系列谈判和妥协条件达成后，中苏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随后外蒙古如约举行公民投票实现独立。然而投票过程并非完全自由意志的体现，正如雷法章观察到的那样，人民实际上难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尽管如此，中国仍然尊重了外蒙古人民的决定并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地位这一既定事实完成了主权变更的结果影响了未来中国与外蒙古之间的历史轨迹与发展方向开启了一段新的历程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至今仍是历史学家学者们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话题之一虽然过去的时光已逝历史的痕迹却永远铭刻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成为了珍贵的文化遗产和历史见证回溯历史，1946年1月5日，国民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这片广袤的土地遗憾地沦为异国。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蒙古国正式建交，开启了两国友好合作的新篇章。
退守台湾的蒋介石，面对苏联未遵守“不援助”的承诺，宣布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拒绝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地位。他将外蒙古重新划归中华民国的版图，但这仅具有象征意义。在1953年的七大上，蒋介石曾就承认外蒙独立一事深刻检讨，坦言：“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
即便在国共内战中获胜的中国，在与斯大林的交锋中也遭遇了挫折。1949年12月，毛泽东出访苏联，次年中苏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以正式承认蒙古独立为代价，换取了斯大林在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等问题上的让步。这一历史事件充满了复杂的政治考量与深刻的战略意义。
蒙古国在1955年申请加入联合国，而蒋介石在此关键时刻，不顾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两次告诫，投票否决了蒙古的入联申请。1961年，在与大陆争夺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背景下，蒋介石选择了妥协，没有参加大会投票。同年10月2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正式接纳蒙古国加入联合国。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彻底失去了对外蒙古的主权。
回首这段历史，我们不禁感慨万千。政治与战略的博弈，使得一个曾经属于中国的土地走向了独立。而如今，我们应该以史为鉴，珍视国家间的友好关系，共同谋求和平与发展的未来。